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
3月14日，36岁的丁女士委托律师在武汉提起了劳动仲裁。两周前，她向公司请假保胎，被以不符合规定为由驳回。在她提出质疑后，公司人力部门以旷工为由向她发出《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》，之后将她从公司所有的网络群组中踢出。
丁女士称，因为高龄受孕，怀孕期间陆续出现过先兆流产、妊娠高血压等情况，被医生判定为高危妊娠监督对象。“我之前在斗鱼上海分公司上班，后来整个团队被调岗到武汉，我从来都是服从公司安排，不知道为什么被这样对待。”
18日，斗鱼公司工作人员回应封面新闻记者称，人力部门反馈丁女士旷工违反公司规定，解除劳动关系并非针对怀孕女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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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岁女子请假保胎被拒后遭辞退
人力称“不属于确诊妊娠高血压”
丁女士介绍，她两年前在斗鱼上海分公司任职，之后根据公司业务调整，随上海团队一起迁往武汉，与丈夫长期两地分居。去年，考虑到年龄越来越大，两人计划尽早生孩子。
“去年10月份成功受孕，但是产检过程中一直有一些小毛病。”丁女士介绍，因高龄受孕的原因，她陆续出现过先兆性流产迹象，还有妊娠高血压，被医生判定为高危监督对象。
丁女士提供的产检资料显示，2月27日、28日，丁女士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特需门诊产检，被两位不同的医师诊断为：高龄初产，妊娠高血压，需高危妊娠监督？两次的复查记录单上，都打印着“休28天”的字样。
丁女士产检资料（受访者供图）
丁女士称，2月27日将相关资料提交oa系统请假，但被人力部门驳回。考虑到可能是人力部门看不懂病例资料，她在2月28日又去医院开具了一份更详细的资料提交，但人力依旧将申请驳回。
丁女士介绍，她从怀孕半年来一直是通过这种方式请假休息，最后一次请假截止日期为2月26日。27日、28日两次产检，分别以产检假和年假名义请假，都获得批准，但同日提交的长假申请未被批准。
丁女士的请假记录（受访者供图）
丁女士通过网络群组与人力联系，发送的信息都是“已读不回”状态。3月2日下午，人力通过oa系统回复：结合相关材料，不属于确诊妊娠高血压，且需要卧床休息的情形，驳回病假。之后，她的邮箱收到《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》邮件，称其因无故旷工两天，公司于当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。
斗鱼公司人力部门回复（受访者供图）
同时，丁女士发现她的企业邮箱、微信等工作账户均被关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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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后被索要“不适合继续工作”证明
斗鱼称将配合劳动仲裁调查
3月6日，丁女士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后，接到工作人员回复。电话录音显示，工作人员称向斗鱼公司了解情况，斗鱼公司反馈称丁女士的请假凭证不符合公司规定，应开具“不适合继续工作”的证明材料。丁女士在中表示，最已经提交了医院开具的请假材料，工作人员则回应称，如果丁女士不认可这一结果，可以申请劳动仲裁。
3月18日，封面新闻记者联系斗鱼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崔姓工作人员，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。
3月19日，斗鱼公司公关部门工作人员回复封面新闻记者，称人力部门反馈了三条意见：解除劳动关系并非恶意针对丁女士这样的怀孕女性；丁女士存在旷工违纪情况；丁女士可以申请劳动仲裁，公司将配合调查。
丁女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，因身体原因出行不便，已经在3月14日委托律师从上海赶往武汉，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延伸阅读：
北京男子月薪5万试用3天被辞退 公司回应
据媒体此前报道，张某入职北京某甲公司任品牌总监一职，月薪5万元，仅试用3天张某就被解雇，法院判令公司支付张某工资9千余元，公司无需继续履行劳动合同。新闻报道后，有网友认为这种情况比较异常，也有网友认为这可能是用人公司“以挖代裁”的套路。
红星新闻记者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已公布的判决材料发现，张某涉及多起民事诉讼案件，其中包括与另外两家公司劳务合同的诉讼。判决材料显示，张某同时在另外两家公司试用，进入公司后就开始录音等收集证据。
某甲公司的负责人耿先生近日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试用期间他发现张某简历存在造假，在诉讼期间他了解到，张某一个案件会从仲裁到再审不断诉讼，还因类似情况与多个公司发生劳务纠纷，一些公司担心官司影响企业名誉或疲于诉讼就会接受私了。耿先生认为，张某的行为是在对多个企业进行“职场碰瓷”。
红星新闻记者致电张某核实情况，张某未接受采访。
月薪5万试用3天被辞退？
涉事公司：他简历造假
据耿先生回忆，2020年春，北京某甲公司在求职平台发布招品牌总监的信息，因受疫情影响，耿先生通过线上的方式面试了张某。面试时张某给耿先生的感觉还不错，在未背调的情况下，公司让张某入职。2020年5月18日，某甲公司与张某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，固定薪资标准为税前5万元，转正后加入绩效。
耿先生称，张某试用期间不仅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，他安排给张某的工作任务也没达到预期。他曾两度与张某交流整改，但是整改后还是不行。在一个商务活动中，耿先生还遇到张某简历中提到的前单位某乙公司的工作人员。张某的简历显示，他在某乙公司带领过120人的团队，但耿先生询问某乙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说，“根本没有这回事，我们没那么多人。”
耿先生认为，张某与公司所招聘的工作岗位不匹配，无法胜任，试用期不达标。2020年5月21日，某甲公司向张某出具了《解约声明》，提出要与张某解除试用期劳动合同，离职薪资核算情况为：试用期4天薪资以月薪5万元计算，共计9195.4元，并希望张某尽快办理离职手续。
↑事件经报道后引发讨论，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达3.9亿次
张某收到《解约声明》未去公司办理交接手续。他表示不服，要求某甲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工资，还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仲裁裁决结果为：某甲公司与张某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；某甲公司支付张某2020年5月18日至2020年5月31日工资约2.3万元；驳回张某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耿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劳动仲裁期间因疫情原因，他当时不在北京，前期没有收到有关仲裁的相关信息，后来裁决结果出来他才知道张某申请了仲裁。公司不服该仲裁结果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诉讼请求为：公司无需与张某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；公司无需支付张某2020年5月18日至5月31日工资约2.3万元。张某则同意仲裁结果，希望法院驳回某甲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与另两家公司有劳务纠纷
此前任职公司承认存在一定过错
上诉过程中，耿先生还发现张某不止与某甲公司存在劳动争议。
根据耿先生描述，他从法官处了解到，张某还与近十家公司也存在劳务纠纷。耿先生认为，张某把同公司打劳动争议官司当成一种“生意”，面试时使用有虚假信息的简历，一旦进入公司就通过录音等方式收集证据，抓住一些公司用人存在的违规之处，短暂工作后就以此为由和公司谈赔偿，或去仲裁或发起诉讼。耿先生分析，一些公司可能疲于诉讼流程会赔偿张某不少钱。
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，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过关于张某与另外两家公司的劳务纠纷案件，其中一起案件张某仲裁后，公司需给付12万元；另一起案件张某胜诉，公司需给付11余万元。根据案件材料推算，张某在这两家公司工作时间都不太长，分别是2个多月和3个多月，且其中有近1个月的时间，他同时在这两家不同的公司工作。
其中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裁定书显示，1979年出生的张某，学历为本科。他曾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，申请对北京某丙公司劳动仲裁。仲裁结果为，北京某丙公司给付他2019年7月10日至9月16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6万元、2019年7月1日至9月16日期间工资6万元。张某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，法院立案执行后张某撤诉。
而张某涉及的另一起劳动争议案的判决材料显示，张某在招聘软件上看到另一家公司北京某丁公司的招聘信息，在2019年8月19日，经招聘后入职北京某丁公司，任职品牌总监。他在这家公司工作到11月26日，约3个月时间。
判决材料显示，张某提交了他与北京某丁公司工作人员的录音等证据。在2019年11月23日时，他在北京某丁公司就出现状况，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群里对他个人发起攻击，说他是“假工作”。到了11月26日，他去工作时被告知遭到解聘。该公司存在多项不合规的用人方式，包括未与他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未缴纳保险、未缴纳个税、拖欠工资，转正后口头辞退并未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。
法院也查明，2019年8月19日至11月26日期间，北京某丁公司按照张某全勤发放工资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。北京某丁公司通过个人向张某发放了3个月的工资，但未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、公积金及代缴个人所得税。
张某曾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，仲裁结果为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。张某不服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令公司赔偿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万元；工资差额2.5万元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万元；精神损失费6万元，社保、公积金及个税6万元，共计23.5万元。
北京某丁公司则指出，张某未告知北京某丁公司，他在2019年7月10日至9月16日，仍在其他公司工作，张某在2019年8月19日入职北京某丁公司工作，与上述时间显然重合，即张某在拥有另一份工作的同时，已经开始物色下一个目标公司。两家公司一家在大兴区，一家在丰台区，相去甚远。
北京某丁公司承认公司存在一定的过错，在招聘过程中，并未严格地遵守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。但是对于一位从入职开始，即开始收集证据，并处心积虑以法律手段诈取公司利益的所谓“员工”，公司亦是防不胜防。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2021年6月作出的一审判决结果为，北京某丁公司应支付张某工资差额23858.29元；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万元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万元，公司共计需支付11余万元，驳回张某其它诉讼请求。公司不服上诉，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。
↑张某与北京某丁公司劳动争议案判决结果
涉事公司否认“以挖代裁”
称是对方“职场碰瓷”
关于张某与某甲公司案件，一审法院认为，某甲公司以张某不胜任工作、没有完成工作任务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，但该理由未在劳动合同中明确体现，某甲公司与张某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依据。
一审法院在审理中确认，双方不能就新岗位达成一致意见。关于公司是否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主张，法院认为，张某在某甲公司工作的时间极短，而试用期亦是劳资双方相互考察了解的周期，双方很难建立信任基础；双方之间产生较大矛盾，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基础。
2021年9月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令某甲公司应支付张某2020年5月18日至21日期间的工资9195.4元。公司无需继续履行与张某于2020年5月18日签订的劳动合同。张某不服判决上诉，二审、再审期间诉讼请求均被驳回，维持上述判决。
耿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法院判决某甲公司应支付的9千余元，他早已通过微信把钱款转发给张某，此后他被张某拉黑。但后来张某又以某甲公司未支付法院判令应给付的9195.4元为由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↑耿先生给张某转账后微信被拉黑
张某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耿先生最初也不知情，是耿先生在参加商务活动时，有客户在相关平台上看到了，询问他情况时他才了解到的。随后，某甲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支付证据，向法院申请撤销强制执行，解除账户冻结。2022年年末，耿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法院已撤销强制执行，公司账户也已解冻。
此外，对于张某与某甲公司的案子，许多网友怀疑某甲公司是“合同钓鱼”“以挖代裁”。
对于网友的说法，耿先生表示，在通过招聘软件认识张某之前，公司与张某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，也不知道张某此前在哪里工作。相反，张某利用公共资源，甚至反复起诉，这种行为应当算作“职场碰瓷”。
红星新闻记者致电张某欲了解整件事的情况，但张某未接受采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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